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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达人张炳良 公僕表态是顺应时代



    公务员达人张炳良 公僕表态是顺应时代 (杨柏贤摄)公务员达人张炳良 公僕表态是顺应时代

    8月洞窟一样的早晨课室已经开始了博士班的课,记者推开下午第二节课的大门,跟讲台上的张炳良点点头,他与昨晚见面时一样穿着西装。从公职退下后,他在大学担任讲座教授,主力研究,偶尔如这天般讲课。

    这堂课讲解政策研究方法学,他首先简介订定研究题目时的考虑、如何选择参考的文献。女学生说出自己研究意义忧虑,他就尝试解释research for policy与research of policy的分别──前者关乎透过研究产生方案,重视政策的使用性,而后者则有很多可能,重点在于观察,「research of policy来说,政策的形成已是研究範围,不是要你解决问题,只要有助我们观察政策的dynamics,也很有意义了」。

    记者草草抄下笔记,心裏想,这两种研究之间的距离,不也正与他的转折契合。虽然离开政坛,转身研究,对于当下时局,这个多月来他多次撰文评论,献出张良计。

    「专业」 顶层从不担心下层抵制

    与张炳良见面,我们没有闲话家常。因为翌日晚上举行「公僕仝人,与民同行」集会,记者尝试单刀直入探问他对公务员的看法。张炳良是民主党创党发起人之一,曾任内务副主席,在1995至97年以立法局议员身分经历政权过渡。眼见今天行政与立法关係,他说两者自港英时期已存在张力,当年强调行政主导,议员时会提出质询,彼此虽有摩擦,但始终清楚各自角色,「从现在目光看,当年很平和,议事堂上当然有针锋相对,不过议会文化不像今天,私下都有商量。」他补上一句,「不是说今天没有,我做局长时,我跟立法会议员私下都有商有量,但议会文化的确有点不同。这我相信其他地区的议会文化都有转变。」这位卸任了的前运房局长,话语间始终带着警惕。

    趁摄记把他带到附近拍照,记者看了看手机,社交平台铺天盖地的转发政府声明,内容就近日有人以公务员名义发公开信、发起集会及呼吁罢工予以严正关注。拍摄爽快完成,张炳良重新回到餐厅,问他对香港公务员的看法,他似乎很放心,「香港已经上了轨道,政府从来不必要怀疑公务人员不忠诚地完整地执行订下来的政策。高层官员、顶层团队从来不会担心下面的官员抵制,因为我们公务人员很专业」。声明写到「公务员必须对在任的行政长官及政府完全忠诚」,问他对公务员与政权、与市民关係的理解,他认为公务人员的功能就是执行政府作为公共机构的工作,以公权力维持社会秩序,以及提供各类型公共服务,就这样简单。

    表态想维护机构尊严

    至于政治中立,他不认同等于没有政治取态,公务员作为公民,有表达言论自由,受基本法保护,「你可以批评,但是一个依法产生的政府决定的政策,你就要执行,你的专业性就在这裏」。然而他提醒必须留意《公务员守则》列明个别职系从事「政治性活动」的限制,譬如不可以公开拉票、警察作为纪律部队,不可以罢工。限制的原因不过是避免行为与具体工作牵涉的职责构成冲突或潜在冲突,令人怀疑政府的公正性。集会文宣也的确提醒切勿叫任何官员下台、或呼叫罢工,提醒会对公务员构成威胁。

    对于不同政府部门甚至行政主任公开控诉,张炳良拒绝就具体诉求评论,「但我会问,为什幺他们觉得非发声不可?那样高调的方式,梗係觉得政府现在令他们感到不安,政府最高层主事的人的确需要正视」。他认为公务员作为机构一员,理所当然希望以此为傲,表态是想要维护机构应有的尊严。他并不觉得此举动摇政府威信,「不安可能是不认同某些政策也说不定,不过公务员是不是认同某种政策,不等于他们不执行政策。我从良性正面看,他们都是为政府好,希望社会现时纷争可以处理得好一点」。他理解公务员系统其实植根社会与时代,当勇于发声变成社会常态,过往其他专业界别也未必联起表态,公务员作为社会一部分,顺应时代变化自然不过。

    课堂的张炳良似乎比受访更为神态自若,讲课时屡屡生动引用局长经验,说到政策研究参考官方文献的限制,他提醒学生存档文件有时并非事实全部,说起有一次同事想更新违泊告票的缴费处号码,却要大费周章到立法会提出,指港英时期会议进度与今天不同,琐事提上立法局能够很快处理,由此带出很多问题未必从文献上能够显示,建议同学多找「知道事情的人」谈谈。张炳良曾获曾荫权委任为行政会议成员,后来加入梁振英团队做问责官员,也曾与林郑共事,体验过不同政治领导的作风,该是知道很多事情的人,但他申明作为上届班子的原则,尽量不评论现届政府,然而眼见近日情况超乎政治表现问题,「政府出现很大管治危机,暴露了好多深层次矛盾,包括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政治制度不足以处理现在的问题、争议爆发时为什幺遇到大规模挑战等」。因此他近月多次撰文进谏,这次亦欣然受访,但说到个别官员决定时依然闭口。

    独立调查是疏导空间

    这次风波,他事前身处外国,6月中返港,回家后马上打开电视,看到林郑宣布暂缓修例。他认为政府处理的确不妥,「全世界任何政府,包括香港,时不时都提出一些方案是社会不接受的。社会不一定全对,但有咁强烈的忧虑,政府需要给足够时间处理,不应该急于通过」。他想起当年唐英年任财政司长时提出销售税,「当时我同意,觉得应该令税基阔点的,但社会反对,那就收回啰,慢慢再想啰。」而事已至此,暂缓之后的处理,他也认为政府处理进退失据,陷于愈来愈难走出来的状态。

    他不经意地加倍「一朝一夕」,说深层问题即使「三朝两夕」也无法解决,关键在于社会要对政府有一定信任。这位学者冷静分析箇中瓜葛,指出现时困局的弔诡在于体制问题,始终无法撇开政府去解决。「如果不是政府去推动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但当社会对政府不信任,政府也就没能力推动。当市民指出问题,觉得政府解决不到,不予以信任时,整个社会就进入了恶性循环。」如何重建信任,他希望游行抗议能先行暂止,认为当声音已经清晰表达,不应再陶醉于抗争的亢奋,「示威游行抗争都是想解决问题,要找个突破点,最终目的是想解决问题,不是抗争」。他深感若紧张局面没有鬆弛空间,冲突必会蔓延。但不正正因为苦无回应,市民才一次接一次上街,甚至磨练出更坚决的意志甘愿冒险留守?「所以我就觉得政府是需要有表示的,让民众知道政府听到了。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很重要的一步,令大家都给空间疏导矛盾」。

    警队 不应全盘否定机构制度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并非新事,张炳良记得港英年代的九龙骚动、六七暴动,其后嘉利大厦大火、回归后赤鱲角机场电脑系统故障都有,而他认为「查找真相」就是调查的所有目的。上届政府成立的两次独立调查委员会都与他的职务有关──铅水事件中,身为主席的他就房委会责任的质疑作证;南丫海难的调查报告指出船只批图、水密门设计以及事后巡查的问题,身任运房局长的他就报告后立时跟进,成立小组调查海事处,翻查自90年代起的审批程序以及调查涉及程序的数十名现役及退休人员,「有位首长级人员跟同事说旧船旧例,不过再进一步调查就警方做,后来这个助理署长被charge」。

    他指独立调查委员会是「commission of inquiry」,报告即使列明问题,最终毕竟要正正式式交由执法机关调查。「独立调查委员会有近似法庭的传召权力,如果不尊重,可以告你藐视,正如藐视法庭的罪行,作供也要宣誓,但它始终不是法庭,全部人都是证人,没有被告,听完证供后,不会判罪。」如此说来,若报告指出部分警员处理失当,最终又交由警察部门处理,涉及利益冲突?「执法机关都不能单凭它的意愿决定控告与否,要经过程序,当警方得到足够证据认为可以charge,要律政司决定提出检控,是不是入罪,由法庭决定。我们的制度有规有矩,不是随便的。」

    他认为儘管市民对处理冲突的警员不信任,也不应对整个机构和制度全盘否定,「我想问了,有事时你会不会打999?打999就是向警方求助。家裏被打劫,你找边个?」记者想起元朗黑夜,有点犹豫,他续说,「照我现在观察,未至于咁。警队有3万人,负责处理示威的不是3万人,平日很多交通管理、捉贼、查场,都是警察做紧的。香港警队经过很长时间才建立今天Asia's finest的benchmark,偶尔一些害群之马是会有的,但我们对我们的制度也应该有足够信心」。

    中央 「全部正路嘢」

    课上,张炳良讲到如何收窄论文的研究範围,提起理性法则(Satisficing Principle),指出问题的解决方案理论上有无穷可能,但操作却不容许一一列举再按成本效益排列考虑,建议同学订下基本条件,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就儘管一试。面对当下时势,莫不也只能如此?张炳良在政界有「张良」绰号,大概对应他时常出谋献计。问张良怎办好,「第一件事就是如何不让结继续扭深,令大家各走一步,矛盾慢慢降温,有更多空间去推动一些改变,有了一些改变,对政府的信心多了,才有能力解决更多问题。」他说按照他对林郑认识,不认为她如批评指放弃管治威望而交由前线警员与市民互相撕咬,「她的性格不像会放任,我觉得她是个想做嘢的人,但目前这个处境,她有没有能力,社会有没有足够信任,她是不是已经找到方法,都是问号。环环相扣,所以我只能呼吁和解」。

    他始终期望「香港问题,香港解决」,认为要在创伤底下自我疗伤。虽然港澳办发言人杨光高调阐述对香港局势的看法,张炳良却认为以往记者扑咪时港澳办官员、主任「出声」也不是没试过,形式虽较罕见,他以他待人处世的平常心态度看待,认为港澳办只是表达中央知道香港出现了大事情,「香港人发了声,中央听到了,象徵意义就是这样」。讲话提及对林郑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坚决支持,张炳良笑指中央政府自九七之后,对每届政府都是支持依法施政,没有改变过态度,「它有什幺讲错先?施政和管治要有效,一定有很多因素构成的,难道不用多听社会意见?是不是需要回应社会诉求、急民所急?一定是这样的」。「第二,支持警队严正执法,这几个字有什幺错先?难道支持警队不执法?」想起元朗西铁站市民被白衣人棍棒肆意追打的晚上,记者没能回话。「第三,讲到反暴力。当然反暴力,唔通支持暴力咩,任何嘢平平和和处理,全部正路嘢。」

    「要化解,就要坐埋」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数日前发布宣传片,演示海陆空军备,有疑似新界绿色的士在街上搁置,亦有军人要求示威者后退的场面。宣传片在这个时势推出,触动不少港人的神经。「你要明白中央这几个月来,一直有个怀疑,就是有外部力量介入,它从来不隐瞒这个立场。」他重提《基本法》列明只有两个情况才能动用驻军,一是特区政府主动要求处理紧急事故,二是中央认为香港出现一个特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动乱,「所以它的信息不止给担心被镇压的人看。战争,是不是对外国讲呢?动乱,按中央的怀疑,是担心香港被外力利用搞乱,来对付中国?」但军人在片中一再以广东话重複「后果自负」?「都要告诉一些香港人,被利用时小心变成外国人的代理。」他说,你可以不同意,但它的理解是这样,「香港如果小乱,何用驻军呢?记者会其中一个信息就是,它不会出手了,香港你自己走出政治纷争,但我要警告外国。」张良认为要化解,就要坐埋,「建制大党都可以主动找泛民大党坐低倾下,你看文翠珊到后期都主动约工党坐低倾,确保国会可以同意某些妥协,最后虽然倾唔掂。」他说政治是「无所不做」的,任何事其实都有可能,「机制不会不让你朝野共商,当然倾完之后主导权都是在政府,但你都要倾,聆听各方面」。

    文 // 潘晓彤图 // 杨柏贤编辑 // 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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